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过去长期依靠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成本实现快速增长，并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

房地产实行的是长流程管理，从立项、规划到验收、销售许可共有100多个环节，全部掌握在官员手中，每个环节至少要花10 几万元。国际上廉租房一般要覆盖15~20%的人口，发达国家覆盖30~40%人口。

对于官员寻租、入股房地产公司、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容积率、囤地囤房、中途捂 盘、偷漏税等腐败、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骗取保障性住房等行为应当予以刑法制裁。发达国家的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不动产保有税，如美国地产税，旧 金山每年收房价的1.9%进入专题： 房地产 。官员和富人动辄拥有几十套住房，而普通百姓则不可避免地成为房奴。虽然开发商的名义利润率只有15%，但因为他们的自有资金很少，绝大部分靠贷款，所以他们的 实际利润率在100%以上。

这些都是落马的官员，只是冰山的一角。目前，政府禁止农村集体土地的直接入市、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购买住房，其实是政府要垄断利 益。其中，从新的实际出发的经济研究与科学探索，既肩负重大的使命，也拥有远大的前途。

中国、前苏东国家和印度的卷入，不过使全球货币框架面对的新挑战变得更加难以对付。这当然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现在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就是在超级国家公司之下增设了许多地方政府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所有资源只能按照公有制的模式加以组织的根本原则。经过以上四个层次的产权改革，中国逐渐形成了多种财产权利并存的新局面。

从全球范围看，比中国劳力还要便宜的国家和地方还有不少，为什么那里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升？从中国国内看，沿海发达地区是中国制造第一个大本营，可是那里的要素之价，比广大内地的要素成本更高。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中国重新承认了私人创办民营企业的权利。

特别是当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后起之秀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曲线、显著改善了自己的产品质量的时候，先进国家高昂的人工成本就受到冲击。①[关于对中国货币形势的影响，参见周其仁，通胀、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我相信，这是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更为一般性的视角。1978年中国外贸总额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2位。见摩根士丹利股票研究部，《全球经济评论》（2006年4月7日）」这似乎也找到了让欧美日工商业竞争对手颇为畏惧的中国价格（China ‘s p rice）的根源。

④「R.H.Coase ，1937，The N ature of the Firm ，In The Firm，theMarket，and the Law，pp.33—551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0」不过，科斯可没有走到国家超级公司那么远的地方。在改革形势的逼迫下，这套权利体系被重新界定。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但其组织形式、营运方式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①「邓小平当时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们才可能去想：中国人选社会主义也好，选公有制也好，选计划经济也好，最终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文化的要求，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这也是所谓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这一切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所不能允许的制度变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⑤「本文作者对科斯的企业理论的理解，见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经验的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改革的体制出发点，是计划经济也就是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现实。第一个层面，是把原本在法律上属于国家和集体的公有经济，推入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巨量的人力资源在过去封闭半封闭环境里的薪资水平，只及发达国家工人薪资水平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因此，制度运行的成本的降低①，[这个概念来自阿罗对科斯的交易费用概念的阐释：transaction costs are the costsof running the economic system。为此，必须重新界定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即重新界定财产权利。在微观上，人工与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产品与服务，集合到一个全球市场上交易，引发前所未有的替代和结构重组。它发挥了中国幅员辽阔、地方发展不平衡在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又顾及到权利的界定与重新界定所必须要的程序合理性与法律权威性。过去几十年国际货币制度安排的重大调整，包括美元结束金本位、浮动汇率的兴起、欧元诞生并形成对美元地位的部分分担与竞争等等，就反映了战后全球货币制度包含了内生的麻烦。

改革的方向由此确定，那就是从覆盖全部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向着市场的海洋那个方向走。中国的产权改革，从使用权入手进到转让权这个层面，一个初级的市场经济就出现了。

因此，科斯关于企业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同时考虑到了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但是今天，他们在开放条件下正不断改善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并正与发达国家的产品与服务在同一市场上竞争。

本文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这方面的选择很多，包括沿着欧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区域货币（特别是亚洲或人民币货币区），在竞争中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

最后一个层面，就是无论承包而来、转让而来，或者新建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放到一个市场合约里面来，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即现代股份制企业。斯大林推进了全盘国有化，把苏维埃经济组织成真正的超级国家公司，内部靠行政命令组织计划经济，不给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活动留有任何合法空间」不过，苏联式的高度集权模式过于僵化，迫使中国领导人几次尝试把中央权力下放给地方。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公司组织将越来越巨大，直到覆盖整个国民经济，从而把大公司内部的计划转变为全社会的计划。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条中国路径。

否则，战后几度繁荣的世界贸易与经济，没有办法从根本不存在的华尔街不贪婪或监管完善中得到说明。该文英文本见Qiren Zhou，The unfolding of Deng ‘s drama ，China Econom ic Journal，Vol.2，Number 2，pp.119-132，July，2009」人们发现，公有制计划经济其实也是一套权利界定，即关于人们可以怎样行为、不可以怎样行为的一套制度规范。

其中，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是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以著名的比较优势定律为例，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比如劳力密集还是资本密集——通常被看做各国比较优势的源泉。

改革开放奠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基础，也推动中国卷入全球化的经济竞争。这是从全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体制的关键。

选错的就要改过来，不合适的就可以调试。[这就是所谓特里芬悖论（TriffinDilemma ），见Robert Triffin，19601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future of Convertibility.Yale University Press.另外，余永定教授对此论题有系统的阐释，见避免美元陷阱（余永定个人博客，http ：//www.caogen.com /blog/index.aspx？ID =182）]其实，随着欧洲复兴与日本重建，美元一身两任的矛盾就不断激化。其二是重塑全球货币框架，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结算货币与储备货币的基础。根据这个道理，交易必须以财产权利的界定为前提条件」问题是，在铁板一块、一切归公的制度下，究竟如何迈开重新界定权利的实际步伐？中国的改革，在实践上是通过超级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开始重新界定财产权利。

本文以制度变迁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心论点是：经由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2002年美国的一项比较劳动力成本调查，发现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时薪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的3%.②「美国劳动力统计局2005年8月出版了Judith Banister 撰写的月度劳动评论，认为虽然中国工资上涨步伐迅速加快（从1999年到2002年平均每年上升12%，对比之前五年平均只有2.6%的升幅），但中国工资升势增速对于拉近与发达国家工资的差距丝毫起不到作用。

②「1977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夜，国务院召开过一个务虚会，反思为什么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拉得越来越大？那个会议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过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越来越难以有效转动」怎样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此成本，不是原来人们熟知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直接生产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

把Banister女士的结论延伸至2005年，中国工人每小时工资仍然是相当于美国工人的3%，两国间的巨大工资差距丝毫没有缩窄。我们知道，下调已经达到的高工资和高生活水准，对哪个国家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